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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世界，一种原因是新一轮信息通信技术迅猛发展，激起有关旧有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被颠覆和替代的恐慌，另一方面是地理政治学风险升级，加剧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的风头。这两股趋势相互叠加，造成了世界舆论场的躁动不安，难以激励冷静面对全球性问题。

  近期，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七百余页的2024年度报告，全面审视了中美在经贸、技术和外交等领域的竞争态势及风险评估。报告中，“不安全”（unsafe）一词的出现频率明显地增加，从2023年报告的3次激增至近30次，这一变化凸显了数字技术治理“泛安全化”问题，深刻影响着全球数字治理的整体格局。

  本文作者通过一系列分析在数字技术治理的“泛安全化”影响下全球数字体系的对抗趋势，创新性地提出应对这一挑战的初步设想，即构建以多元化开放、适应性开放和包容性开放为主要内涵的新型开放治理体系。

  数字技术治理的“泛安全化”问题深刻影响了全球数字治理的整体格局。中国在新信息技术方面取得的某些技术优势，已经引起了技术领先国家的高度警惕和战略打压。 然而，各国都同时面对技术进步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稳步的增长对于技术创新的内在需要。

  在这样的新发展形势之下，旧有的开放治理规则被破坏，数字领域的市场化竞争变成了体制和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之争 [1] ，呈现出以下对抗趋势：

  （1）全球数字治理模式高度碎片化；（2）主权国家数字监督管理机制对抗升级；（3）大型数字平台治理模式的强垄断。

  由于世贸组织、联合国等机构在形成数字经贸全球共识上的乏力，数字治理模式已经表现出高度的碎片化。按照西方学者常用的分类方法，当下有三种主流以国家主导的数字治理模式，即：

  （1）国家驱动规制的中国模式；（2）市场驱动规制的美国模式和（3）权利驱动规制的欧洲模式。 [2]

  另外，印度作为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寻求第四种模式，即充分的利用这三种方法形成混合模式，尝试在数字主权、数字企业创新和借鉴欧洲数字规则都面面俱到。 [3 ] [4]

  2023年8月，印度公布第一部综合性个人数据保护法《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GDPP）。

  加拿大与美国和墨西哥达成了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议（CUSMA）；日本是与欧盟和美国都达成了双边数字贸易协定；欧盟和美国尝试签订了“安全盾”和“隐私岛”协议，但由于没根本就数据存储地和数据隐私问题达成一致，协议陆续破产。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认可对数据自由跨境流动和数据本地化纪律的广泛例外，并且制定了较为宽松的非歧视条款，且不提供源代码保护。

  但总体来看，大多数协议都强调了跨境数据流动自由、对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对软件源代码的保护、禁止数据本地化等规则。

  但更多的观点认为，模式之争看似是经济体内占优势的主体力量之争，比如认为中、美、欧的模式之争就是代表政府、企业和规则的博弈，但事实上依旧是政府在数字监管领域之间的对抗。

  马祖卡托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认为政府总是被置于幕后的“自由放任”叙事是幼稚的。当下看来，数字技术与国家权力的目标紧密相关的新叙事正逐渐被认识。

  比如，美国审视数字隐私权的态度前后矛盾。美国既批评其他几个国家政府未能制定明确或适当的方法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如对中、俄的数字威权主义标签；然而，又在需要开拓美国公司的全球市场时，将隐私保护视作贸易壁垒，比如对中、欧数据本地化存储的保护主义批判。 [5]

  然而，这样的双重标准却在近期出现了变化。2023年10月25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会议上，美国撤回了关于促进数据自由流动、审查和源代码的表态，声称目标是为了加强对于美国国内科技巨头的监管，限制科技巨头在国内毫无节制收集数据的行为。

  自2019年特朗普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谈判案文以来，美国从始至终坚持主张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电子商务规则应当允许跨境数据自由流动。2023年，美国放弃了这一主张。图源：新华社

  以抑制国内互联网巨头发展为正当性，政府可以宣布“自由开放”的国际叙事破产。 [6]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将其总结为资本主义的“双重运动”现象。但在社会自我保护机制阶段结束后，波兰尼钟摆又将摆到自由放任的另一端。

  波兰尼“双重运动”的逻辑可以被视为数字时代的一种隐喻。反垄断审查、隐私保护的加强是一种社会自我保护的表现。图源：W ikimedia Commons

  Bradford所揭示的“纵向博弈”（即在一国之内都存在的企业、政府和个人的数字权利博弈） [7]本质上是一场不对等的对抗，只是在数字化的经济时代，让政府在所谓企业、政府与个人的博弈中显现出来了。

  大型数字平台和企业也通过各自制定规则的影响力，加入到治理的环节中，形成日益坚固的垄断态势。

  从数字技术本身的角度来看，在不同企业和平台的作用下，数字技术创新有开源和闭源两种模式。开源协议虽然因社区不同而稍有差异，但都以最大限度开放共享为原则。

  大型企业则大部分采取闭源但开放创新模式，如谷歌、安卓、苹果等，允许软件供应商基于手机操作系统的开发应用产品和创新应用场景。于是，企业在选择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时，对成本高度敏感的大量中小企业则会涌向开源社区，而大企业更多考虑安全稳定的数字成品，因此更青睐闭源的企业产品。 [8]

  但当前，一方面，开源的数字技术社区陷入了安全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问题的困境中，另一方面，大型数字平台的绝对影响力提高了创新门槛，垄断了创新的机会。

  亚马逊和微软等科技巨头都在开源与闭源上进行双线 布局。总体而言，开源正在更多领域扩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需求强烈的领域。图源 ：新华社

  人工智能大模型源代码的开源与闭源之争在近期最为焦灼。目前微软公司的Open AI和谷歌公司的Gemma都选择了低版本开源，但保留制定使用该模型的条款及所有权条款，且面向高阶版本收费的模式。

  Open AI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批评OpenAI已经背离了作为非营利性开源项目建设的初衷，成为了一个为实现最大利润而封闭的源代码项目。他决定发起反击，加入法国的Mistral AI开源大模型的行列，将他旗下xAI的大模型Grok开源。 [9]

  因此，原有治理体系下的有关技术和经贸发展的均衡被打破，无论从政府还是企业的角度，全球数字治理亟需形成新的开放性共识。

  全球数字治理碎片化阻碍了技术扩散和创新发展，主权国家的对抗大幅度的提升了企业创新成本，数字平台的垄断对新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作者提出构建新型开放治理体系。在国内外发展形势剧变的状况下，中国需要发扬旧有开放治理所蕴含的开放性理念，同时更注重在制度建设上牵引世界广大后发展国家的协同与合作，为有效应对技术进步和经济稳步的增长的不确定性，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治理平台。

  新型开放治理的首要的内涵是解放和发展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其基本逻辑在于，在保留监管和追踪能力和权力基础上，推动不同主体、不同场景、不同要素的高水平开放。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和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需要更加多元化的开放制度去应对。

  首先是主体多元，比如在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个人之间打造安全高效的数据开放空间；其次是场景多元，例如敦促更多实际应用场景下的技术共享和数据流动；最后是要素多元，促进传统产业和经济的生产要素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开放融合和流动。由此，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创新动力得以充分释放，数字平台的创新垄断性也会受到挑战。

  从根本上来说，多元化开放倡导的是人本主义精神的技术发展路线，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反垄断、打破流动制约。最关键的一点在于，需要打造鼓励技术“更优解”发生的机制和环境。

  20世纪工业化时代的经验表明，大机器生产的失控依靠多元价值下的更优解得以纠偏。 例如在汽车制造业，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关于安全带、保险杠、安全气囊等保障驾驶安全的法定标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逐渐成型；在此之间，六十年代汽车制造厂商和消费的人迷失于追捧强劲的加速性能、惹眼的外观和流线、夸张炫目的内饰设计，完全无视夸张的设计和安全保护装置不足二者之间的关系。

  这与数字化的经济时代的今天，人们盲目追求算法和信息通达的高效却无法保障隐私和安全的境地并无二致。

  1965年出版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的内在危险》揭示了当时美国汽车制造和消费的主流价值观所影响的科技应用极其危险，引用了一系列数据表明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受到严重威胁。

  1965年，拉尔夫·纳德出版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的内在危险》，批评汽车制造商为追逐利润而忽视安全性。图源：Wikimedia Commons

  随后，1966年美国联邦交通部的成立、《公路安全法案》的出台，以及德系车企在美国及全世界的绝对领先（德国的汽车制造在驾驶安全方面有诸多的技术创新，如防爆车锁、安全车厢笼架、防抱死制动系统等），都体现了对于原本单一价值的纠偏结果。

  同样的，在数字化的经济时代，我们应当将发现和应对类似危险和挑战的期待，主动交给多元开放下的多种解决方案，而不是停留在单一价值体系的危险中，接受“有害性是必然”或者“有害性源于威权”的洗脑。

  例如区块链、新的网络协议等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以及颠覆广告和流量为王的网络经营模式，这些解决方案虽然还不成熟，都在为失控的互联网积极寻找多元的替代方案。多元开放引导的自由机制需要保护的是这些由人本主义出发的创新和探索，无论其主体规模大小。

  然而，仍然有人会提出以下顾虑，在新型开放治理之下，多元开放是否会增加产业链、供应链的不稳定因素、增加经济体的不稳定性？

  从短时间来看，这样的阵痛似乎是难以规避的，这些风险带来的潜在交易成本也异常显著。但对于应当奉行长期主义的经济体和组织的领导者而言，为了规避短期风险可能带来的阵痛，而选择无视封闭必然导致的长期落后，将会是极其危险的。[10]更何况，这样的短期阵痛能够最终靠制度建设、技术赋能等手段有效规避。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出口的多元化水平与由于贸易开放导致的不稳定性呈反比。 [11]也就是说，开放的多元化水平越高，经济体的不稳定性越低。至少在货物贸易领域，高水平的多元开放，已经被证明恰恰是提高经济韧性的良方。

  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荷兰的贸易开放没有对技术进步产生正面影响，反而在后期被英国超越。巧合的是，当时荷兰的贸易开放模式正是属于世界银行所说的单一开放模式，只在农业贸易领域享受开放的红利。也就是说，并不是开放阻碍了荷兰继续称霸，而是开放不足。

  荷兰在第一次工 业革命时期的开放大多分布在在农产品和海洋贸易领域。而英国则通过全球贸易网络的拓展和技术优势，快速推动了纺织、煤炭、钢铁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图源：Wikimed ia Commons

  我们相信，在数字化的经济时代，以数据要素、知识产权等为代表的服务贸易时代，新型开放体系下多主体、多要素、多领域的高水平开放，其风险分担的底层逻辑同样适用。

  具体而言，比如在数据安全与数字技术发展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而不是一刀切；在促进数字贸易国际间合作时，新型开放治理不仅要求在单一事项开放的基础上，形成更多的数字技术和数字化的经济的共识机制，也要求在既有的数字化的经济共识机制上，加强地区合作和优势互补，减少负面清单，扩充开放的事项。

  由此，治理体系的韧性得以加强，全球治理体系的破碎造成的经贸损失和技术升级受阻，能够获得某些特定的程度缓解。

  我们认为，包容性开放要求践行“两个开放”。1987 年 3 月 8 日，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的姆维尼时指出: “我们制定了两个开放的政策，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 [12]我们常说的“改革”和“开放”，其实内涵都是开放，对内改革实质上就是对内开放，把内部经济搞活。

  当下看来，数字治理的“两个开放”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内整合开放，解决数字技术前沿探索面临困境，比如数据质量不高和流动性不足；二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对接国际数字规则，扩大数字开放的同盟。

  尤其在数字技术领域，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仅仅依赖数据量的堆叠是远远不足的，还需要算法、算力、底层架构的变革，这些都依赖新的科学发现和前沿技术的突破，没有创新各个体系的整合开放将很难实现。

  数字技术领先的欧、美国家主导并不断输出有利于各自发展的数字治理模式，新兴经济体也正悄然成长为具有地区影响力的“数字治理新势力”。

  比如，印度在数字治理规则方面的融合贯通引人注目，阿联酋在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应用崛起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这些经济体没有陈旧的经济包袱，能够实施更加有力度的制度革新，扩大开放。这些都可以让我们重新重视新兴经济体的数字化发展。

  有必要提前布局与新兴经济体的广泛合作，通过“数字一带一路”等多种国际倡议增强信任和凝聚共识，形成包容性的开放治理体系。

  [8] 齐佳音,张国锋,王伟.开源数字化的经济的创新逻辑：大数据合作资产视角[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03):37-49.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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